[转载]道听图说(二十四)应县木塔与林徽因
2012-4-18 9: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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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塔正面全景
木塔内部已经严重倾斜
建筑，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塔，则总有些记忆和神秘。多数时候，塔是笔直纤瘦的，像应县木塔这样气度雍容确实少见，或许正是那位北魏的皇子为救赎作恶多端、杀戮成性的父亲，才将塔建造得宽厚为怀。历史上的北魏，少有的民族融合的景象，涌入的那些工匠真是厉害，说是木塔，竟真的没用一颗铁钉。那时候，礼佛正渐，皇帝要谐和，理解了这些，这座被赋予了宽容心念的木塔，便包藏了一份佛心，一宗佛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那样圆融安详，法度着历史的古往今来。这让我想起极具才情气质如兰的林徽因，她与梁思成以宗教的崇信让这座心灵之塔重披霞光与瑞彩。
1933年10月7日，林徽因在补记《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里写到：“我最初对于这应县木塔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热心，原因是思成自从知道了有这塔起，对于这塔的关心，几乎超过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早晨洗脸的时候，他会说‘上应县去不应该是太难吧’，吃饭的时候，他会说‘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路了’。走路的时候，他会忽然间笑着说，‘如果我能够去测绘那应州塔，我想，我一定……’他话常常没有说完，也许因为太严重的事怕语言亵渎了。最难受的一点是他根本还没有看见过这塔的样子，连一张模糊的相片，或翻印都没有见到!”
心切的梁思成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想象应县无论如何也应该有一个或者几个照相馆，他写封信去请照相馆的主人拍摄一张应县木塔的全景照片和塔内局部结构，然后按照提供的地址邮寄给他或者林徽因，书信还夹着如数支付的全部费用和足够投递回来的邮票。书信发出时，信封上的收信人他写了“山西应县最高等照像馆”。书信辗转，仿佛乱世的漂流瓶。一天早晨，他们终于收到了寄自山西应县的一个邮件，寄件人的地址是“山西应县某某斋照像馆”，邮件里面正是梁思成和林徽因渴望已久的应县木塔照片。照相馆的主人是一位雅士，恪尽本分，好心笃诚，他并不要钱，而是请梁思成寄一点儿北京的信纸和信笺给他作为照片的报酬，他在附信中写了因为无论应县还是大同都没有一间南纸店。这里说的信纸和信笺都不是我们今天随便可以看到的样子，那应该是用宣纸精心印制而成，因为宣州在长江以南，所以宣纸也称南纸。这次本来有些盲目投书的结果，让梁思成倍感亲切和珍视，那是一份藏于胸臆、抒怀襟底的温情。
1933年9月4日，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莫宗江和一位仆役，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上车，经张家口，到山西大同。考查了大同善化寺、华严寺及城内钟楼、东南西三城楼，9月9日夜林徽因离开大同回北京。9月17日，梁思成一行终于来到了山西应县。林徽因继续写到“……让我们来夸他一句‘有志者事竟成’吧，这位思成先生居然在应县木塔前边，何止竟是上边，下边，里边，外边，绕着测绘他素仰的木塔了。”9月24日梁思成、莫宗江完成应县木塔的调查，回到大同。
其实1933年10月7日发表在天津《大公报》的那篇署名林徽因的《闲谈》一文的作者并非林徽因，而是梁思成。因为林徽因1933年秋天根本没有去过应县。1933年梁思成、刘敦桢的《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这样写到：“……至9日午，返抵大同。下午至善化寺工作。是夜送徽因归北平，17日赴应县，调查辽佛宫寺塔。敦桢自应先期回平。24日思成与莫宗江由应返大同，加摄诸寺像片，及量壁藏尺寸者一日。”《闲谈》一文中：“你走后我们大感工作不灵，大家都用愉快的意思回忆和你各处同作的畅顺，悔惜你走得太早。我也因为想到我们和应塔的特殊的关系，悔不把你硬留下同去瞻仰。家里放下许久实在不放心，事情是绝对没有办法，可恨。”可见，走的并不是梁思成，而是署名作者林徽因，这让一些读者后来产生了歧意。
《万象》2000年7月号发表了施康强《应县照像馆旧事》，利用《闲谈》一文的材料，敷衍出来一点情爱的故事：“……那是秋初的一天下午，天晴日美，忽然狂风暴雨，雷电交作，街上天昏地黑。几分钟后风止雨息，一丝骄阳由蓝天云隙里射出。阳光下，一位戴软帽，穿西式旅行装的美貌少妇从街角款款走来，走近，走到店门口，拉门，步入。店主人顿觉眼前加倍的明亮。来人用纯正的北京话先开口：请问您是不是某先生？主人称是。来客遂自我介绍：我是从北京来，叫林徽因，外子就是梁思成先生，承蒙您寄给我们辽代木塔的照片，此番我们来贵地做实地测绘，顺便过来拜访，云云。主人如着了魔，半晌方答道：‘啊!梁太太，久仰久仰!’梁太太环顾四周，似在观察店堂，然后寒暄几句，很有礼貌地告辞。她推门，步出，上街，优雅的背景慢慢消失在街角……”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读后立刻出来讲话。《万象》2000年10月发表了梁从诫7月的来信，谴责了施康强推演出来的文字，信中说：“在（19）98年天津百花版‘林集’中，以上所提《闲谈》一文，是按1933年10月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所载林徽因（音）署名文章原样收录刊行的，未另加说明。但看来不够清楚的是：此文虽署林徽因之名，但那四封《通讯》却是梁思成写给林徽因的信，而不是相反；通讯中的‘我’是梁，而非林。事实上，林徽因本人并没有去过应县。（19）33年初秋，林徽因的第二个孩子（即我本人）还在襁褓中，做母亲的显然还不便出远门。”
60多年前，梁思成把《闲谈》一文的署名权送给妻子林徽因。60多年后，居然闹出一点儿小小的文字公案。
据《闲谈》记载，梁思成一行人：“昨晨7时由同（大同）乘汽车出发，车还新，路也平坦，有时竟走到每小时50里的速度，10时许到岱岳。岱岳是山阴县的一个重镇，可是雇车费了两个钟头才找到，到应县时已八点。离县20里已见塔，由夕阳返照中见其闪烁，一直看到它成了剪影，那算是我对于这塔的拜见礼。在路上因车摆动太甚，稍稍觉晕，到后即愈。”
梁思成在另一篇文章中则写到：“当我们到达离城大约还有5英里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蓦地看到在我前方山路差不多尽头处，在暗紫色的背景上有一颗闪光的宝石——那是在附近的群山环抱中一座红白相间的宝塔映照着金色的落日。当我们到达这座有城墙的城市时天已黑了，这是在盐碱地上一个贫穷的城镇，城圈里只有几百家土房子和几十棵树。但它自夸拥有中国至今仅存的木塔……就像一个黑色的巨人，俯视着城市。但在它的最上一层的南面可以看见一盏灯，在周遭的黑暗中一个亮点。后来我弄清了，这就是那900年来日日夜夜点燃的‘万年灯’。”
第二天他们去看木塔，《闲谈》一文接着写道：“今天正式去拜见佛宫寺塔，绝对的Drewbelming，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文章还写了：“这塔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他们给塔照了照片，非常精细地测量了各层的平面，测量了三四十种不同的斗拱，做了塔的断面图，攀到塔顶测量塔顶相轮的高度，然后绘制楼梯、栏杆、格扇的图样，用仪器测量了各檐的高度和塔刹，最后还要抄录寺中的碑文。梁思成写到：“它的顶端装上了铸铁的螺旋塔尖，用8根铁链固定在顶层的屋角上。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正在塔尖上全神贯注地丈量和照相，没有注意到黑云已经压了上来。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就这样进入了一个建筑史学家的视野之中，确立了它在中国建筑史中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且通过中国营造学社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介绍给整个建筑学界。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一书中这样写到：“佛宫寺释迦木塔在山西应县城内，塔立于寺山门之内。大殿之前，中线之上，为全寺之中心建筑。辽清宁二年(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建，为国内现存最古木塔……”《闲谈》一文中写到：“山西应县的辽代木塔，说来容易，听来似乎也平淡无奇，值不得心多跳一下，眼睛睁大一分。但是西历1056到现在，算起来是整整的877年。古代完全木构的建筑物高到285尺，在中国也就剩下这一座，独一无二的应县佛宫寺塔了。”
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中还收有佛宫寺释迦塔断面图和立面图，此图我倒希望是梁思成、莫宗江当年绘制的旧图。因为这本书是梁思成1942年至1944年写成的旧稿，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他撤退到四川南溪的李庄，只能使用1933年绘制的旧图。
在应县，测绘之余，梁思成自然不忘去看望那位喜欢南纸的照相馆主人，不幸的是因为生意萧条，那位儒雅的先生已经只修理钟表，很久不再照相了。
一座木塔，一封书信，幽幽缅忆斯物斯人。时至今日，我们谁还会写那样一封工整小楷的书信？谁还会让心灵与暖意漫溢在字里行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