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的原因分析(2)

　　毛泽东讲话的原因之六：彭德怀的信印发后，更进一步激化了一些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判，要深挖思想根源，发展下去有可能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彭德怀的信印发后，实际上有不少人发言赞同彭德怀的信。据黄克诚回忆：“１８日到期１９日开小组会，讨论彭德怀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我也在１９日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对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当时组里除罗瑞卿、谭震林二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对我表示有同感。”[30]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肯定了彭德怀的信，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后来有人统计：全文8000多字，而成绩只有270余字；用了39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高”、 “太急”、 “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31]张闻天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毛泽东讲话的原因之七：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和各大区负责人的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32]这成为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导火线。

　　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主要批评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错误，但听不进不同意见，触不得，一触即跳的人，劝他们要听坏话；另一种是动摇的人。这种人“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那一边，向哪个方向讲的。……我劝这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33]当然，毛泽东在讲话中也作了自我批评，指出了自己的错误。从毛泽东的讲话来看，虽然毛泽东用词激烈，情绪激动，但毛泽东还是相当慎重的。这表现在：毛泽东在讲话中，批的是彭的观点，但并未点彭德怀的名，而倒是点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错误的领导人的名；对彭德怀的信及一些人的言论，并未全盘否定，而是肯定其基本正确，但指出部分不妥，关健是讲话的方向问题；明确指出他们不是右派，是中间派，就是说彭德怀等人不是敌我矛盾，而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说彭德怀等人距离右派还有三十公理，显然比批评反冒进时说周恩来、陈云距右派还有三十米要远得多，这并非仅是一个数字的差别，说明当时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人的错误尚未到周恩来、陈云那样的严重程度。这固然是因为彭德怀等人的言论不少还是反映了事实的，但也客观上反映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等人错误的判断程度。既然当年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人在毛泽东的判断中比彭德怀等人要严重得多，但他们能够通过适当的方式摆脱难关，而彭德怀等人却被定为反党集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彭德怀等人与周恩来、陈云两种不同的结果，这是发人深思的。

　　前面根据当时的国内外情况分析了导致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原因。现在我们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或模式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导致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深层原因。

　　本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已经暴露出了不少缺点和错误，而且当时党内外、国内外已对此有许多批评，甚至出现了否定性的意见和看法。从现已公布的毛泽东批示的文件和材料中可知，毛泽东对当时存在的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同意见和批评是知道的。虽然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人都是在肯定其基本正确的前提下发言的，但根据事态的发展进程，毛泽东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策略考虑，担心这种批评有可能导致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不是孤立地看待会上的争论，而是回首过去，透射到未来，他自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庐山出现的这场争论。毛泽东从思想的深处可能意识到，如果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必然会导致如下结果：

　　（1）否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控索。尽管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否定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并不是一回事，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表现在除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还有没有另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如果有，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不必然否定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还可以找到别一条探索之路；如果没有，就没有什么区别。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存在几种不同的发展方式，但正确的发展方式却只有一种。毛泽东认为，虽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存在不少缺点、错误和问题，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和开辟的道路是正确的。那么这种判断有没有道理？是否失于武断？后来有人指责说毛泽东没有从指导思想上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这是毛泽东认识上的局限。其实毛泽东并未否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错误和缺点，这也是毛泽东几个月来进行纠“左”的原因。但毛泽东始终认为这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是由于探索过程中经验不足造成的，这些缺点和问题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完善和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一种尝试，方向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适应生产力要求的进一步发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选择，除此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另一条正确的探索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九七八年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造成严重的“三农”问题，国企的大面积破产，国民经济的殖民化倾向加重以及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深远意义。因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探索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也就使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走入歧途，这种探索不会出现有真正意义的硕果，也就实质上否定了探索本身。那么否定了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2)照搬苏联模式。因为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当时中国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象东欧国家那样，照搬苏联模式；一条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前面已经说过，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有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否定了这种探索之后，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只有照搬苏联摸式。照搬苏联模式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这是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产生革命的能动性，才具有变革世界的物质力量，才有可能找到一条探索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道路。而照搬苏联模式恰巧是教条式地对待苏联经验，直接违背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毛泽东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民主革命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创造性地施行和平赎买的政策，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同时，鉴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苏联革命经验，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残重损失的教训；而苏联也已暴露了他们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当时苏联领导人仍然坚持大国沙文主义，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而照搬苏联模式，就很难摆脱苏联的指挥棒，难以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这也与毛泽东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相违背。照搬苏联模式，只能使中国走上一条不健康的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其后患是无穷的。因而，中国不会去照搬苏联模式。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顶住党内外、国内外的巨大压力，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继续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探索之路奋勇前进。虽然在这条路上有险象环生，充满了曲折，也确实负出了重大代价。但从历史角度看，这是毛泽东作出的一个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战略抉择。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深刻的洞察力。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更显现了当年毛泽东抉择的伟大和英明。

　　（3）有可能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社会主义改造前。既然探索之路被否定了，苏联模式又走不通，那么中国极有可能倒退到一九五三年之前。因为社会主义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筑固，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质上就否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正确途径，而照搬苏联模式又后患无穷，凡事不进则退，中国极有可能向后退，一直退到一九五三年之前（但不会退到一九四九年之前，因为那就否定了党的领导。）。毛泽东一定联想到一九五三年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发生的激烈争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是“一化三改”（既逐步实现工业化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与梁漱溟在政协会上争论的实质就是要不要立刻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后来，在“文革”时期，毛泽东多次说：“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34]毛泽东将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争论结合起来，就会发现这两次争论的某种逻辑联系。这也是后来毛泽东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35]的原因。况且在当时情况下尚有许多退的因素在起作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尚不筑固；党内外特别是党内高层有人反对向社会主义过渡；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仍然大量存在；社会上的守旧势力和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国际垄断资本在境外虎视眈眈。因而在探索中出现挫折，照搬苏联模式又走不通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中国极有可能倒退到一九五三年前。毛泽东曾说：三大战役那样的胜利都没有使我高兴，而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使我高兴了。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毛泽东心目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毕竟在改造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倒退就意味着开历史的倒车，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而毛泽东是坚决不允许倒退的。为防止倒退，毛泽东又提出了“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这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当初毛泽东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排除万难，执着地、义无反顾地坚持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这既展示了战略家的远见和洞察，又彰显了革命家的情怀和使命感、责任感。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取系当前的现实，有许多问题难道不是发人深醒的吗？

　　因何提出“对事，也要对人”？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36]七月二十六日，各组传达了毛泽东的四点意见。同一天，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毛泽东四点意见特别是“对事也要对人”这一条的传达、和这个批语的印发，使得对彭德怀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小组会上的讨论，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彭德怀的思想实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党的总路线进攻”；“彭德怀的错误，不仅是立场问题，而且是组织问题，锋芒是对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想用他的思想来代替党的总路线”；彭德怀的信是别有用心，等等。据黄克诚回忆：“7月26日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要对事，也要对人。这成了会议的另一个转折点。批评的火力大大增强，而且目标集中在人了。除了对彭总外，所谓‘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都出来了。”[37]毛泽东七月二十五日讲得这四点意见，表明他的观点又有那些新的变化呢？毛泽东认为：鉴于右倾现已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因而现在应该主要反右倾；在反右倾过程中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这不仅意谓着批判升级，也表明要对犯右倾错误的人做相应的处理；指出要划清界限，不仅要孤立那些犯右倾错误的人，尽可能团结党内的绝大多数同志，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完成下一步的目标和任务；继续在会议上畅所欲言，明辨是非，以求达到思想统一，目标一致，凝结成坚强的战斗力。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只是批评了右倾，就事论事，没有点名，而七月二十五日的谈话却讲到“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既要对事，也要对人。”毛泽东观点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主要是批右，而七月二十五日谈话则提出反右。毛泽东由批右转为反右的原因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批右，只不过是向全党敲响警钟，就右倾这种现象而言，就事论事，要人们认识右倾。而反右则要锁定坚持右倾观点的人，要开展斗争，变为实际行动。毛泽东认为，虽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不少问题，但其方向和开辟的道路是正确的，因而，纠“左”要在维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进行。七月二十五日谈话，毛泽东之所以提出“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就是因为庐山会议内外出现的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判，有可能导致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就实质上否定了有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而否定这种探索后，中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前，而这两种发展方向都是毛泽东所竭力避免的，因而，要避免这两种结果的出现，就必须坚持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必须坚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在会内外出现的批判有可能否定这种探索的情况下，只有将对右倾的认识变为对右倾的批判，反对右倾，才能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使沿着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进行下去。

　　至于毛泽东提出的“既要对事，又要对人”，毛泽东可能出于下列考虑：（1）既然右倾现在已经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因而要开展反右倾斗争。而不确定斗争对象，势必会严重影响反右倾斗争的深入发展，所以，确定批判对象，是反右倾斗争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2）毛泽东将这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判定性为右倾，而非右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然不在打倒之列，而确定批判对象，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教育、启发和开导，促进有右倾观点的人及时转化。这不但有利于防止矛盾激化为敌我矛盾，而且还体现了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有利于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3）七月二十三日晚上，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到黄克诚住地。周小舟说：毛泽东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李锐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他不能一手遮天。他们三人出来时碰见了罗瑞卿。[38]当然，他们在这天晚上讲得话，当时别人是不知道的，但他们的这种活动会引起别人的警觉。此外，还有那些因素呢？由于缺乏必要的史料，目前尚难以做出更深入的分析。

　　关于导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为反党集团的原因分析。

　　 本来，在毛泽东七月十六日批示印发彭德怀的信时，并未将信看得那样严重，就是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时，说犯右倾错误的人离右派还有三十公理，显然比批评反冒进时说周恩来、陈云离右派还有三十米要远得多。黄克诚回忆：“彭还在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我别紧张。我说：右倾机会主议还不要紧，‘反党’可就要紧了，我确实是很紧张。”[39]由此可以看到，将他们从右倾机会主义定为反党集团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变化呢？

　　一是当时他们出口随意，态度不冷静，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紧张与恶化。比如彭德怀说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骂娘”的话，要请“苏联红军”的话，在会议上传播开来，更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紧张。据李锐回忆：“小组会上有人揭发我在火车上说过：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我这是转述胡乔木的一种比喻。我的发言和我当时的思想，也决不是这个意思。这时我就一口咬定，这是我自己打过的一个比喻（从而撇开了乔木，有延安的经验，有事自己承担，不牵连别人。）我说车不按轨道走是要出轨的，只是讲综合平衡中出了问题。这位揭发的同志当时并不在火车上，我就追问，那么是听见谁说得呢？他说是柯老说的。这更奇怪了，柯老又不在火车上。当时这位同志就收回‘李锐说大跃进翻了车这句话’。当时我太不冷静，太少年气盛，不该接着说这样伤人的话：“我同你今后只能谈风花雪月。”从此，‘李锐说去年翻了车‘就讲不清了。”[40]李锐在这里为自己辩解说，自己不是那意思。不过你转述胡乔木的这句话，又不加以限制说明，难道是别人误解了你的话吗？联系到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言，与这句话又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自己又抱怨什么呢？李锐又非要追问这句话是谁传播的，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追问的动机是什么呢？其实，关健是你讲过这句话没有？在党的会议上，在人家已经收回自己所说的话的情况下，李锐却说出那样刻薄的话，这难道是对待同志间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正确态度吗？这只能加剧形势的紧张。这些话虽然是七月二十三日以前说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当他们更为严重的言行被揭露后，前后联系起来看，这些话就具有了另一种含义。

　　二是七月二十三日夜，周小舟、周惠、李锐到黄克诚处被视为小组织活动。那天晚上，周小舟、李锐也确实说了一些偏激的话，黄克诚对他们进行开导、批评，那些话当时尚未传出去。但他们几人在会议发言时是赞同彭德怀的信的，在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当晚，却聚在一起，很容易使人产生某种联想，产生小组织活动的猜测。

　　三是在人们的追逼下，而不是由他们主动地交待出“斯大林晚年”问题。从而使会议形势急转直下。据黄克诚回忆：“大约在8月10日，组里正在追问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我那里到底谈了些什么。这时罗瑞卿带着李锐到我这组来参加会议。我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这里最关健问题是议论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那句话。我深知他们当时很冲动，又都是一贯忠于革命事业的正直诚实的人，所以并不认为这话有什么了不起。但后来会议情况变得紧张、严重，我也明白这话必被误解。早些时，我曾劝过周小舟：23日晚你们出门便碰见罗瑞卿，定会引起注意，你们说过的这句话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最好你们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说明情况。小舟说：晚了，现在去说，只会惹出祸来。因此，我也只能保持缄默。但这件事在我心里是个疙瘩。说不得，说了会加害无辜；不说又是在隐瞒，作为一个中央委员，也觉得良心上不安。而且，越拖得久，不是越显得‘心虚’，显得事情严重么？组里正在穷追此事，我想，人家指明问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对组织隐瞒，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并说明我认为说话人并无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这就像爆发了一颗炸弹，全组立时哗然。我的解说毫无用处。他们又追问是谁说的？我当时并没对这话特别在意，实在记不清那一个讲的。这时看到李锐，以为他说了此事，心想以他的为人，一定会自己承担责任，于是就说：可能是李锐说的，但也记不清了。后来周小舟承认是他说的。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小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瞎话，证明我这个人是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其它几个人也和我处于同样境地。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么议论过毛主席，同样被揭露了。这就使参加会的同志都愤慨起来。毛主席在党内的威信崇高，得到大家拥护。到此时，那些在批‘右倾’时内心里还对我们抱有同情的人，也改变了态度。毛主席当然更加重了‘党内有阶级斗争的看法。他以前着重在批斗彭德怀的右倾，还对我们做了许多争取工作。到这时，就完全认定我们是个‘反党’集团了，只把周惠区别出来，说是沾了点边。按党内地位，我应排在张闻天之后，但我既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又是联结‘湖南集团’的纽带，罪状严重，所以把我名列第二，放在张闻天之前，说成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李锐是毛主席的兼职秘书，因而也参加了庐山会议，又因和我们观点相同，也陷入此案，但由于不是中央委员，没有和我们一道并列点名。主席这时已确认我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41]在八月九日下午第二组的会上，关于同彭德怀交谈过什么，张闻天被作了这样一些交代：彭德怀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么个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说到这里，会场顿时惊讶不已），以及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的那套办法，很厉害。[42]八月十日上午小组会上，有人问周小舟：斯大林晚年。晚年是指什么？周小舟说：这次就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反“左”到反右。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我认为庐山会议原来提出18个问题，现在不提了，只提反右，并提彭的信是反总路线的纲领，我有抵触。还讲到党有分裂的危险，主席对彭这样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中间有什么原因？是不是毛泽东同志一时的愤慨？这些事情，中央常委的意见是不是一致的？是常委决定的，还是主度一个人决定的？是否会造成党的分裂，影响毛泽东同志的威信？[43]八月十日临时第四小组会上，彭德怀在别人追问下，说道：张闻天有两次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不满意。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没有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会议批评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是张闻天讲的，可能是在中南海时讲的。我听到后没有表示态度。[44]上面所引的史料说明他们确实在背后议论过“斯大林晚年”问题。对党的领袖有意见，可以直接向领袖自己提出，几个人在背后议论，又是在追逼的情况下交待出了问题。这与他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评搅在一起，就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四是彭德怀的言论引起人们对其与与苏联关系的猜测。赫鲁晓夫批评、指责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彭德怀刚从苏联访问归来，他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某些观点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观点相似，他也说过“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之类的话，因而被人怀疑为从“国际取经回来”，“里通外国”。

　　五是彭德怀在过去路线斗争中的态度引起人们的疑虑。彭德怀在党史上同李立三、王明（“左”、右倾）、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彭德怀都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情况紧急的情况下，为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彭德怀向毛泽东建议，采取果断措施，扣押人质，毛泽东说：党内斗争，不能采取这种方式，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他们终究会觉悟的。现在，彭德怀作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他在过去路线斗争中的表现，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

　　刚才，我们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自身的言行分析他们被定为反党集团的原因。现在我们看，在会议上反对彭德怀等人，将批判推向高潮的尽是些什么人呢？

　　一、保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人。据薄一波回忆：“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有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和老战友曾不只一次告诫我：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45]当时真正在头脑中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开辟的道路和方向是正确的，有这种明晰认识的人并不太多，不少人是随大流，处于对毛泽东的拥护和信任而对彭德怀等人开展了批判和斗争。这样，我们看到既使是保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人，也分为两部分：一种人清醒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正确的；一种人是处于对党和领袖的爱戴和信赖。据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本来毛泽东是要我们收拾东西，准备下山。但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们接到通知，不再下山。李银桥没有说明这些领导同志是谁？也没有交待毛泽东要他们收拾东西的时间。不过，据我们分折可知，此当在七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八日之间。因为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前，不可能出现有些同志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要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此后，因要出席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不会提出收拾东西下山。据黄克诚回忆：“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46]黄克诚由于想见的原因，没有说明劝他揭发的中央领导同志是谁。但我们可以判定，这位中央领导同志，肯定是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人，不然，黄克诚是不会称他为中央领导同志的。毛泽东在八月一日中央常委针对彭德怀召开的生活会上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47]由此也可以看到批彭在党内确实有一股势力。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说:“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48]毛泽东在这段话中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他具体对什么事“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他说的“他们”具体是指谁?不过，从讲话的上下文来分析，“他们”是指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毛泽东为什么“不满意”? 看来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被接受。没有被接受的原因是因为“尽是他们说了算”。毛泽东是对什么事“不满意”呢?毛泽东明确界定说是对“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指八届八中全会，这次全会于八月二日召开)”，而不是此前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八届八中全会有两个议题:改指标问题和路线问题。改指标问题不会有什么大的分歧。路线问题，集中到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和定性问题。毛泽东说的“不满意”应该是指这个问题。当时“他们”的主张是什么?毛泽东的意图是什么?中央决策时的情况到底如何?由于缺乏必要的史料，不便于推测。不过从侧面可以反映出当时会议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力量很大，为大局计，毛泽东有时还不得不让步。

　　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错误，处于自身利害而去批彭的人。当然，这些人批彭的动机也比较复杂：(1)认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不少事，结果却遭受指责，心中委屈不平；(2)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评，将会使他们的威信大跌，追究责任，最终会追到他们的头上；(3)通过投机于反右倾斗争，不但可以避免了追究以前的错误，而且还可以在反右倾斗争中捞取政治资本。

　　三、在历史上与彭德怀有积怨的人。彭德怀脾气倔强，性情耿直，出口伤了不少人，因而，有些人借机批判揭发彭德怀，以泄私愤。甚至可能有些人想从彭德怀的倒台中为个人谋利。

　　从以上的分折可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定为反党集团，原因是复杂的。既与他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态度密切相关，也与他们言行不当，甚至有些情绪化的表现有关。“斯大林问题”被揭露前，犹豫不决，抱着侥幸的心理，没有主动的坦白交待，陷于被动，成为人的口实。这些又与他们的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在保卫三面红旗的号角声中，最终被定为反党集团。

　　关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所犯错误的性质、原因，中央对他们采取的方针政策及处理结果

　　一、关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所犯错误的性质。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他们所犯的错误，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应定性为右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场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他们被定为反党集团。

　　二、关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所犯错误的原因。

　　“我国现在还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依然存在。对于旧的社会经济制度虽已基本上改造完成，但是尚未彻底完成。资本家还拿定息。此外，农村还有一小部分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还有私人活动的初级市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彻底克服。地、富、反、坏、右等类分子的改造，离完成还很远。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但是还远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之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49]这是毛泽东在修改《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稿时加写的话。在这段话中，毛泽东分析了他们所犯错误的社会、阶级和思想根源。毛泽东在谈到这场斗争的性质时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中写道：“庐山出现的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势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50]今天，我们联系中国的现实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现在到底有没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特点与过去相比又有那些不同？党内斗争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有什么联系？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又是如何影响党内斗争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对党内特别是高层决策有没有影晌？党内斗争那些属于认识上的分歧，那些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毛泽东的分析有没有现实依据？是不是心血来潮，武断地做出了这种结论。这是应该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

　　三、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所犯错误采取的方针政策及毛泽东的努力。

　　由他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决定对他们所采取的方针政策。他们错误的性质既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就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政治局内。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就有可能使他们改过来，以维护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是毛泽东所制定的方针政策。

　　为了执行这一方针政策，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委托聂荣臻和叶剑英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七月三十日，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据黄克诚回忆：“这次谈话，尽管主席对我的指责颇重，但空气并不紧张，能让我们说话感不到压力；既使我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我们的心情较好。我甚至还有点轻松感：到底有个机会，把话直接向主席说了。”[51]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由中央常委参加的高层生活会[52]，也可以说是中央领导与彭德怀的集体谈心会，帮助彭德怀转弯子。为帮助教育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让他们四人列席会议。从李锐提供的记录看，虽然有的人的发言措辞严厉，但比小组会上的气氛要平和得多，彭德怀可以陈述自己的意见。由于参加生活会的领导人，大都经历过过去的斗争，并和彭德怀展开面对面的批评，因而对彭德怀过去所犯错误的批评，也基本上是属实的。林彪虽然批彭严厉，上纲上线，但仍然说明会理会议自己给中央写信，事先没有征求彭的意见，彭并不知道这事，消除了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对彭德怀的误会。生活会在对彭德怀批评的同时，也肯定了彭德怀的历史功绩。今天看来，当然有些批评是不准确的，有些判断也有违历史真实的情况。彭德怀所犯的错误有的是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的，有的是认识上的偏差，有时是由于彭德怀出言不慎，这本来在革命队伍里也是屡见不鲜的。但采取这种生活会的方式是应该肯定的。毛泽东还委托陶铸做黄克诚的工作，陶铸谈了三次话才说服了黄克诚，完成了任务。[53]毛泽东在庐山八月十一日的讲话中说：“跟彭德怀个别交谈一次；跟黄克诚几位同志谈过两次、三次；常委又跟彭德怀、黄克诚及其它几个同志，有周小舟啊，李锐啊，也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54]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多次说，我跟彭德怀同志说过，难道我们三十一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该决裂，我们要合作，三十一年的关系嘛。这说明毛泽东还是对彭德怀很有感情的，对他还是寄于希望的。

　　毛泽东对在庐山会议期间被批评的人员，根据他们的发言及表现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策略，通过批评教育，将他们分化开来，区别对待，以缩小打击面，孤立反对派，团结更多的力量。毛泽东采取的措施：

　　（1）将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秀才与军事俱乐部的人区分开来。毛泽东曾于七月二十四日找胡乔木谈话。批评他前一段乱说话，并说秀才们表现不好（点了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的名），要夹着尾巴做人。胡乔木当晚就告诉吴冷西，写检查承认错误。七月二十八日找陈伯达、田家英谈话：你们前一段说的话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好，有些方向不对，有些说过了头。一面批评前一段秀才们表现不好，方向有些不对头；一面要他们不要过分紧张。过两天我就会打招呼，下“停战令”，对秀才们挂“免战牌”，你们不要尾巴翘到天上去，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55]毛泽东在八月十一日的大会上说：“这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56]这样，就公开为秀才们解了围。

　　（2）将周惠从军事俱乐部中争取过来。毛泽东在八月十一日的大会上说：“周惠跟他们有区别，这个人据我看，与‘俱乐部’的人只是沾了一点边，你说他是‘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我不相信。周惠这个人有缺点，但是比小舟好。小舟这个人他是不给你交心的，他的心使你看不见。小舟啊，我就是这么说的。你们不要妄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56]

　　（3）做好军事俱乐部成员的转化工作。

　　毛泽东在八月十一日大会上说：“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56]毛泽东为什么认为李锐是俱乐部的人呢？尽管李锐和周惠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着相似的看法，并一同参加了七月二十三日晚在黄克诚处的谈话，但为什么不将李锐像周惠那样与俱乐部的人区分开来呢？这还要从李锐自己的作为说起。七月三十日晚上，李锐反复考虑之后，接受胡乔木的意见，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到七月二十三日晚到黄克诚处的谈话时，闪烁其词，把他们议论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等要害的话隐瞒了，并保证说“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李锐写好后，连夜送给毛泽东。第二天，李锐列席中央常委召开的针对彭德怀的生活会时，毛泽东说李锐的信已送常委看了。连李锐也说他能够列席会议可能与他写这封信有关，看来毛泽东还是想争取李锐的。[57]当黄克诚八月十日说出七月二十三日晚上他们议论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的话时，毛泽东可能想到：李锐在信中用“政治生命”保证自己所说的话属实，用“愿受党纪制裁”来让人相信他所说的话。但却没有交心，将七月二十三日的事和盘托出，而是遮遮掩掩，心存侥幸，这个人不诚实，心中有鬼，不可信用。另外，据周小舟揭发说，听李锐说，田家英准备在离开中南海时向毛泽东进言三件事（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听不进不同意见；希望百年以后不要让人议论。）。当时，李锐为保护田家英，说可能是小舟听错了，是他自己说的。虽然李锐这样做，显得侠肝义胆，但这样又是否有朋党之嫌呢？（据李锐回忆，在庐山会议期间，田家英利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有利条件，曾几次将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态度及中央尚处于决策时的意见泄露给李锐等人，甚至利用内线来了解毛泽东的动向。田家英这样做，当然是违法纪律的。）[58]毛泽东会想：你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这算什么啊！不在于李锐说了什么，关健是李锐这种做法，这种不诚实的态度，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这可能是毛泽东认为李锐是军事俱乐部里的人的原因。

　　毛泽东对争取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转化，除了谈话外，还通过信件、批示等方式做他们的工作。八月一日，毛泽东给周小舟写信，劝他：“‘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嫌〈疑〉，魏君待之如旧’。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59]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朱鲔，东汉初人。刘玄称帝后，被任为大司马。曾劝刘玄杀刘秀长兄刘演。刘秀称帝后归降，官至少府。张绣，三国时董卓部将。后降曹操，不久又反叛曹操，曹军败，长子曹昂在战斗中身亡。曹操征袁绍时，张绣再度归降，在官渡之战有功，任破羌将军。毛泽东在这里用这两则故事，劝周小舟等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不要有心里负担，早日转变过来，错误改正了就是好同志，对他们还是寄予希望的。八月二日，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信，虽然在信中批评严厉，用词辛辣，但仍然提出希望：“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60]八月十一日，毛泽东与周小舟谈话。八月十二日，毛泽东给周小舟写信说：“昨谈甚快。请你将昨日所谈全部情况和意见，用书面形式写给我。希望今天送给我，不然，明日送来也可。”[61]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将这封信印发给八届八中全会各同志。八月十八日，接到张闻天来信，毛泽东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62]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收到黄克诚的信后，给黄克诚回信说：“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毛泽东同日批示：“此信及黄来信送刘、周、朱、林、彭真同志一阅，尚昆将我复信抄一份存底，连同黄来信归档。然后将我复信送与克诚。”[63]毛泽东九月九日收到彭德怀的信后，立即做出批示：“此件即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改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它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写完批示后，毛泽东将批示和彭德怀的信“即送刘、周、朱、林、彭真同志阅，请尚昆办。”[64]由此看来，毛泽东不仅确定了处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方针政策，而且自己还身体力行，不计前嫌，为促进他们思想的转化做了大量工作，体现了一位人民领袖的宽阔胸怀和高尚品质。

　　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会议公报和《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中，没有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名，只是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在《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中，宣布了对这几个人的处理：“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几点启示

　　历经一个半月的庐山会议，终于在八月十六日落下了帷幕。会场上唇枪舌剑的销烟渐渐远去。庐山会议作为一个事件已经走入历史。但庐山会议并非一个转折，它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艰难地探索着前进。今天我们在回顾与研究这个事件时，应抛开功利的影响，以宏大的视野，冷静、客观的态度，结合新中国六十年正反两方面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对事件认真梳理，荡涤其身上的尘埃，还其以历史本来的面目。从这种分析总结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征程中，外部面临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封锁、制裁与威胁，如何凝聚起本国人民的力量，弘扬无私奉献的精神，依靠本国市场的资本积累，在较短时间内，率先完成工业化，就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今天我们回顾庐山会议，又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呢？